少校歸來 催人淚下的抗戰老兵的故事

趙振英

這間昏暗狹小的房間,擺上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書桌就難以轉身了;書桌上鑲在鏡框裡妻子微笑的遺像,深情地凝視著房間的主人。屋子裡除了寂靜還是寂靜,只

有偶爾從窗外傳來幾聲鄰近小學操場上孩童的嬉鬧聲。房間的主人名叫趙振英,今年已經93歲了。老人滿頭白髮,儘管拐杖在手,走起路來卻依舊步履蹣跚。

在過去的30多年裡,他謹言慎行,就連看到街邊戴紅袖章的保安,都會感到些許恐懼。

在此前相當長的歲月裡,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,他們的父親,曾親歷過中國百年歷史上最為榮耀的時刻,並在其中擔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。1945年9月9日,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。這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,在這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裡,時任國民黨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的趙振英,是投降簽字儀式會場內外警戒工作的負責人。

這本該是少校個人歷史上最為榮耀的一頁。但在此之後,因為國民黨軍官身份,

他被打成“歷史反革命”,判刑、坐牢,妻子被迫與他離婚。出獄後,老人一直蝸居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居民樓裡,並決定永遠將這個“秘密”爛在肚裡。

然而無意之中,一幅來自異國他鄉的老照片,以及一本寫滿簽名的筆記本,打開了這個老兵塵封已久的記憶。深圳的一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聞訊而來,歷時近兩年,為老兵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,名為《發現少校》。

“歷史就像陳年的膠片,免不了塵埃和劃痕,甚至斷裂。”這家公司的老總鄧康延說,“在時隔65年後,能夠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榮耀,這也是我們的榮幸。”

後來發生的所有故事,都與2006年初春的那個晚上,晏歡點開那個陌生的網站有關。

這個50歲的香港人,是建築設計工程師,現居深圳。他外公潘裕昆,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50師師長,先後參加過淞滬會戰、粵北戰役、緬甸戰役,是戰功卓著的抗日名將。

不過,小時候,晏歡並不十分清楚這段歷史。他只是隱約得知,外公曾是國民黨軍官,平日裡,總是沉默寡言,甚至有點老態龍鍾。直至外公去世,他也沒覺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麼區別。

一次偶然機會,晏歡看到一本介紹中國遠征軍的書。他吃驚地發現,外公的名字在書中被反復提起。他鄭重地問母親,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馬一生。

懷著對外公的些許負疚,晏歡開始了一段尋找歷史親歷者的旅程。在此後的10多年中,他一點一滴地打撈著與外公有關的歷史,並漸漸成為一名中國遠征軍史的研究者。

2006年初春的一個晚上,晏歡像往常一樣,在網上搜索與遠征軍相關的史料,無意間,他點開了一個陌生的美國網站。

在這個網站上,陳列著許多與遠征軍有關的史料。一頁一頁翻下去,晏歡突然間發現了兩件此前自己從未見過的物品。

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,照片上方有“陸軍新編第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”的字樣,照片的背景是一處假山,數十名中國軍官或坐或站,其間還有幾名美國軍官,有人端著酒杯,有人叼著雪茄,姿勢各異,個個臉上洋溢著輕鬆愉悅的神情。

第二件物品是一個紅皮的日記本,上面寫有新六軍許多軍官的親筆簽名,晏歡從中發現了許多自己熟悉的名字。他們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經的同僚或部下。

晏歡很快聯繫上了這個網站主人,是一名美國人,叫尼爾·葛頓南(Neal Gardner)。他父親約翰·葛頓南(John Gardner),曾是新六軍14師的一名美國少校聯絡官,於1986年去世。為了紀念父親,2000年,尼爾建了這個網站。他把父親從戰場帶回的所有資料和照片,一併放在上面。

征得尼爾同意,晏歡將這兩件史料翻譯並轉發到了黃埔軍校網上,並開始尋找老照片上的這些軍官。他想知道,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誰?在這張照片的背後,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?

在此後數月裡,陸續有數個照片上軍官的後人聯繫上了晏歡。他們在網上看到了這張老照片,並一眼認出了自己的父親。

但讓晏歡有些失望的是,這些照片上的軍官本人都已過世。這幅照片背後的故事,或將永遠成為一個謎題。

然而,2008年4月,晏歡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,長談了一個多小時。接罷電話,晏歡突然間意識到,自己心中的這個謎題,終於“找到了最合適解答的人選”。

電話是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打來的。

這年的春節,趙振英的一戶遠房親戚來家中拜訪。這對年輕夫妻對遠征軍那段歷史頗感興趣,他們在網上搜索老人的名字與部隊番號,無意間進入了黃埔軍校網,並看到了晏歡發表的帖子。在那個小紅本上,趙精一看到了父親的名字,儘管過了這麼多年,父親的簽名依然沒變。

於是,趙精一輾轉打聽到晏歡的電話,並在4月的這個夜晚撥通了它。

在此後一個多小時的交談裡,晏歡吃驚地發現,電話那頭的老者,自稱是潘裕昆的老下屬,對於新六軍與14師的事情如數家珍。更讓他吃驚的是,老人還告訴他,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警衛工作負責人。

放下電話,晏歡“興奮得全身發抖”。他決定,馬上去北京,拜會這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。

2008年5月1日,晏歡走進了位於北京西郊的趙振英家,也從此走進了一段波瀾壯闊的歷史。

1937年7月23日的那個下午,趙振英搭乘“七七事變”後的最後一列客車,離開了故鄉北平城。

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生。擔心日軍開火,車頭上還掛了一面白旗。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,趙振英甚至能看到,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,有日軍軍官舉著望遠鏡向列車觀望。

鐵路的這一邊,是國民黨第29軍的陣地,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,大戰一觸即發。滿載著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,這個20歲的高中畢業生,心頭突然湧起一陣“屈辱感”。

趙振英原本的理想,是想考入北京大學。但隨著“七七事變”盧溝橋上的一聲槍響,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。從那一刻起,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,彙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,立志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。

在此後的8年裡,這個年輕軍官的戰鬥足跡遍佈多個省份——湖南、四川、廣東、雲南。由於表現優異,他一路晉升,1944年4月,27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時,就已經是少校營長了。

儘管作戰多年,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。在出任營長後,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為預備隊使用,很少有真正上戰場作戰的機會,作為一名軍人,這成為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。

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一個萬眾矚目的機會。

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,被稱為國民黨軍隊“王牌中的王牌”,軍長廖耀湘,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。1945年8月,抗戰已接近尾聲,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。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,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。

1945年8月28日,趙振英的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。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,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註定將被載入史冊——這是在歷經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之後,第一支收復首都的中國軍隊。

隨後,這個軍銜為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,負責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。在許多參戰部隊眼中,這個任務被視為“中國參戰軍人的最高榮耀”。

作為一名抗戰史研究者,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,晏歡原本已經十分熟悉,但趙振英的描述,又為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細節。

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,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。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,每隔50米,就豎著一根旗杆,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,旗杆上掛著同盟國中、美、英、法、蘇的五面國旗。

每根旗杆下,都站著一個全副武裝、精神抖擻的第一營士兵,他們身著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,戴著鋼盔與白手套,背軍用背包,手持美式衝鋒槍。為了防止走火,士兵的槍膛裡並沒有上子彈。

簽字儀式時,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,他的士兵遍佈整個會場,這些士兵的人數與站位,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,並經過了再三演練。

在簽字儀式的10多分鐘裡,會場裡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,就只有趙振英一個人。他的任務,是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,防止出現意外。

更讓晏歡震驚的是,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,趙振英甚至發現了一個疑似自己的身影。

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,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,但照片的左下角落,在一排士兵背後,站著一個面孔模糊的軍官,身著馬褲,腳蹬長筒馬靴,腰間別著手槍,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。

“這個人有可能是我。”在趙振英的記憶中,作為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,為了彰顯軍威,在受降儀式前些天,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裡,訂做了一套馬褲制服。

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,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。

受降儀式後不久,1945年10月6日,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。新六軍營級以上的軍官,都出席了。那個時候,他們是眾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,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側,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。

隨後,新六軍中的美軍聯絡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,離開了中國。在走之前,約翰·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,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,作為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。

南京受降儀式,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顯赫的一頁。這是近百年來,中華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。這也成為趙振英一生中最為驕傲的經歷。儘管時隔60多年,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。

“略有些緊張,但更多的是興奮!”老人的臉上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絲自豪感,“從甲午戰爭以來,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,8年抗戰,風餐露宿,終於把日本人打投降了!我能親眼目睹這一切,榮耀啊!”

只是,當年那個年輕的少校營長不會想到,一度被他引以為傲的這分榮耀,很快變得黯淡無光。它先是被沖淡,然後被踐踏,之後逐漸凋落,像落葉一樣,被主人掃到內心深處最為隱秘的角落,一藏就是幾十年。

在沒有遇見晏歡之前,家人從來都不知道,趙振英有過這麼榮耀的歷史。

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清楚地記得,2005年9月9日晚上,《新聞聯播》播放了南京受降儀式60周年的新聞,電視機前原本沉默不語的老人突然開口說:“那個時候,我在現場。”

“老爺子不會是老糊塗了吧?”趙精一和媳婦打心眼兒裡不相信,在他們心目中,沉默寡言的父親,怎麼會有如此光榮的歷史?接下來,他們也沒有追問父親。

晏歡曾問過趙振英:“為什麼你不告訴家裡人呢?這多光榮啊?”

“我一直覺得這是臭史,是醜惡的歷史。”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歡,“你想想,要是不醜惡,後來為什麼坐牢呢?好人能坐牢嗎?”

在南京受降儀式後,趙振英只享受了短暫的兩個月的平靜生活。國共兩黨的內戰一觸即發,1946年初,新六軍奉調北上,趙振英也隨部隊一起進入東北戰區。

不過,這個少校營長已經厭倦了戰爭,他只想圓自己的大學夢。1947年,他參加了“留美軍官考試”,並獲得了瀋陽考區的第二名。在趙振英的記憶中,日後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黃仁宇,“就是當年考上的幸運兒之一”。

但趙振英沒有黃仁宇那麼幸運——他最終落選,不得不返回部隊。歷史的大手,也把這支往昔的榮耀之師,推進了失敗的深淵。1948年,新六軍在遼寧黑山附近被解放軍圍殲,大部隊被沖散,趙振英打扮成農民,趁亂脫離了戰場。

隨後,他一路南下,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腳步。此時,已是1949年末。舊政權已被推翻,一個全新的政權,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。

趙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間民房,開始準備考試。因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,他報考的5所大學,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,最終,他選擇了南京大學,成為工學院機械專業1950級的大學生,並在畢業之後,進入了一家國營工廠,成為一名工程師。

從士兵口中的“趙營長”,變成工人口中的“趙工”,趙振英一度以為,自己終於可以告別顛沛流離,開始平靜的生活。

可他錯了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開始,人們在趙振英的檔案中查到了他的歷史,從那時起,趙振英便陷入了一場長達10年的噩夢中。

每天早上,他上班之前,都要去工廠的傳達室領上一塊“反革命分子趙振英”的牌子,並把它掛在脖子上,下班後再交回去。革命群眾隨時都會對他發動批鬥,他彎腰90度站在人群中,戴著紅袖章的革命群眾圍著他,用木棍肆意毆打。

擔心被人抄家,在一個深夜,這個工程師含淚燒掉了他的過往。那些戰場上的照片、徽章、以及能夠證明自己軍官身份的檔,隨著一陣火光,化為灰燼。

3年後的一天,兩個員警出現在他面前,他們讓趙振英在一份逮捕書上簽了字,給他戴上手銬,將他帶到了一個體育場裡。這兒正在舉行一場公判大會,在革命群眾震耳欲聾的“打倒”聲中,趙振英以“國民黨反動軍官”的罪名,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。監獄裡的日子是難熬的。一張大通鋪,睡著10多個人,經常吃不飽。趙振英的活兒,是在一個燒磚的窯廠裡,清理燒剩下的灰塵與碎磚。每天,他都要推著三輪車,在幾十個窯洞裡來回走,一天下來,全身覆滿灰塵,只露出兩隻眼睛。

然而精神上的折磨,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折磨。對於自己的罪名,趙振英始終“不服氣”,他一邊勞改,一邊給法院寫申訴書,經常處於恍惚之中。有天晚上收工回來洗腳,他沒有脫鞋子,就把腳伸進了盆裡。

寄出的十幾封申訴書,如泥牛如海,一去無回,等來的,卻是一紙離婚判決書。

趙振英的妻子宋玉岐,是1946年他在長春駐守時認識的。她出生於一個大戶人家,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女大學生。從哈爾濱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系畢業後,她成為吉林鐵路醫院的一名牙科醫生,趙振英去那兒看牙,兩人由此結識、相愛,並於一年後結婚。

夫妻倆的感情一直很好。趙振英心裡清楚,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這樣的決定。果然,過了幾天,兒子趙精一來探監,偷偷告訴父親:“我媽讓你放心,她不會和別的男人結婚的。”

事後,趙振英獲知,妻子為了他受了許多苦。在那個時代,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家屬是抬不起頭的,原本嬌生慣養的妻子,被下放到河南勞動,白天打掃衛生,晚上挨批鬥,批鬥完了還不能回家,只能睡在寫大字報的檯子上,天氣冷了,就用大字報蓋在身上禦寒。

1975年,這場噩夢總算終結。當年3月,最高人民法院發佈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官的特赦令,趙振英也在這個行列中。特赦後的第二天,趙振英便讓單位開了封介紹信,與妻子重婚。

在這之後的20年中,這對歷經磨難的夫妻,終於回歸了平靜的生活。

在趙振英的孫子趙悅眼中,“爺爺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議”。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,趙悅幾乎沒見過老兩口吵過架。記憶中唯一的一次,是奶奶想讓爺爺多吃一塊餡餅,爺爺不願吃,“奶奶氣得好幾個小時沒理他。”

趙振英和妻子在陽臺上養了許多花——君子蘭、月季、海棠……這個從小就在城市裡長大的女人,很喜歡看花,在趙振英身體尚好的那些年裡,每到春天,他就騎著三輪車,載著妻子,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,手挽著手,在櫻花樹下一走就是大半天。

不過,在2005年後,趙振英就再也沒去過那個公園。

這年的12月18日,宋玉岐去世。臨走的前一天,家人還聽到,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,突然迷迷糊糊地說:“老趙,剩菜剩飯要 燙燙啊,每天記得要燒兩壺開水。”

妻子去世後,趙振英沒有將妻子的骨灰埋掉,而是將骨灰盒保存在臥室裡,就好像老伴依然陪著他一樣。他的願望,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後,家人把他和妻子兩人的骨灰混在一起,裝進罐子裡,丟進大海。

直到今天,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,就是到妻子的遺像前,和她說上幾句話。這個習慣,他已經保持了將近5年。

“我知道你在苦苦等著我,我也在每天懷念你,我們就快些到一起去吧。”老人哽咽著,眼角泛出隱約的淚花,“我不願意留在這個大地上。怎麼說呢?這個大地,對我實在是……太苛刻了……”

他旁邊的鏡框裡,是妻子宋玉岐的遺像。這個慈祥的老婦人,一直深情地凝視著丈夫。

如果說,是晏歡幫助趙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憶,那麼鄧康延做的事,則是把這個老人的故事留在膠片上,讓更多的人知道。

從朋友晏歡那兒聽完整個故事後,深圳市越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鄧康延,決定成立一個攝製組,為趙振英拍攝一部紀錄片。

幾年來,這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製作了不少與遠征軍有關的紀錄片,並屢屢在國際國內的紀錄片展會上斬獲各種獎項。在鄧康延眼中,發生在趙振英身上的這些故事,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紀錄片題材。

“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個人命運,趙老都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一個樣本。”他這麼解釋自己的拍攝動機,“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二戰老兵,都享受著國家豐厚的養老保障和無限的榮光,惟有在中國,老兵要獨自艱難而頑強地走過生命中最後的日子。如果他們就這樣被湮沒,我們對不起歷史,對不起自己的良知。”

2009年5月,在晏歡的安排下,美國人尼爾如約來到中國,晏歡帶著攝製組,與他一同去了趙振英家。

上圖:晏歡(左)與尼爾(右)在交談

起初,面對故人之子,趙振英略顯拘謹。這個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練的英語說道:

“很高興見到你。”尼爾卻一下子將老人摟在懷裡,哭泣起來。“你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。”這個美國人說

這次來中國,尼爾·葛頓南給趙振英帶來了一件特殊的禮物——一對父親留下的國民黨軍隊的少校領章。冷靜下來後,他把領章親手戴在了這位老兵的領子上。

這是時隔60多年後,趙振英第一次見到代表著往日榮耀的證物。

隨後,晏歡又與鄧康延商量,讓攝製組帶著尼爾和趙振英,一起去一趟雲南和四川。在這趟歷時一個多月的行程中,晏歡欣喜地發現,在與那些舊日戰場重逢之後,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軍人英武之氣,“好像慢慢地回來了”。

有一幕場景,深深刻在了晏歡的腦海裡。

旅程的其中一站,是雲南騰沖的國殤墓園。抗戰勝利後,雲南省政府在騰沖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了這處國家公墓。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,依編制密密地排列著9000多塊陣亡將士的石頭墓碑,碑上刻著每位烈士的姓名與軍銜,在山頂上,還有一塊大型紀念碑。

通往山頂的臺階很長,趙振英每走幾步,就要停下來敬上一個軍禮。晏歡勸老人,休息一會兒再往上走,趙振英卻一直爬到了山頂。他告訴晏歡:“這些弟兄都是戰死的英雄,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,都在山頂的大碑裡。我要是停下來休息,不是讓他們看笑話麼?”

那天與攝製組同去祭拜的,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員警代表團。在墓碑前三鞠躬後,年輕的員警們合唱起了《滿江紅》,趙振英也加入其中。合唱結束後,人們又向紀念碑集體敬禮致敬。

按照軍銜來算,在場的人裡,趙振英的職務最高,於是,這個昔日的少校營長,再一次擁有了“發號施令”的權力。

“向英勇獻身戰勝敵人保衛祖國的英雄致敬!敬禮!”老兵一聲令下,“叭”地一聲,眾人整齊劃一地舉起了右手。

那一刻,晏歡沒控制住自己的眼淚。

儘管紀錄片拍攝得很順利,但晏歡心裡始終有一個放不下的心願。

無論是那張老照片,還是那個紅色筆記本,都是約翰·葛頓南少校留下的遺物,作為兒子,尼爾當然想把父親留下的這些遺物帶回美國。但在晏歡看來,這些珍貴的文物應該留在中國。他多次向尼爾承諾,一定會為這些來自異鄉的“寶貝”,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。

在考慮了幾天後,晏歡決定,將它們捐給位於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。這是中國民間資金投入最多、建設規模和展覽面積最大、收藏內容最豐富的抗戰博物館。創辦人樊建川,也被媒體稱為“中國最有歷史情懷的博物館館長”。

在樊建川眼中,由這張老照片和這個小紅本引出的故事,“為觀察那段歷史提供了最為獨特而富有意味的視角”。隨後,在博物館的援華美軍館裡,他單獨開闢了一個展廳,向觀眾展出這些珍貴的文物,在展廳的正中,樹立著他為約翰·葛頓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。

“請讓我表達對你和你父親的尊敬之情。”在得知約翰·葛頓南的故事之後,一個中國姑娘對尼爾說。

面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,這個此前還半信半疑的美國人,顯得無比激動。

“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朋友。”他感動地回答道。

而在這裡,趙振英也獲得了許久未有的尊重。

在建川博物館的老兵手印廣場上,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這個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%%,印在了一塊高3.7米、寬2.4米的鋼化玻璃上。

這個手印並不孤獨。與它相伴的,是其餘40多塊鋼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。正是這些手,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軍隊,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。如今,這些老兵的手印,固化成了鋼化玻璃上的印記,也凝固成了一段歷史。

在手印廣場的不遠處,還有一個樊建川設計的“壯士廣場”。在這個10000平方米的廣場上,陳列著215尊高2米的鐵合金雕像。這個鋼鐵鑄成的戰陣裡,有打響抗戰第一槍的馬占山,有盧溝橋抗敵的宋哲元,有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劉少奇……也有蔣介石、宋美齡、陳紹寬、張靈甫、孫立人……皆是抗戰時期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傑出代表。

晏歡帶著趙振英,來到“壯士廣場”。老人很快就從200多尊雕像裡發現了自己的老長官——新六軍軍長廖耀湘。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,然後把一束鮮花放在了雕像面前。

接下來,晏歡問了趙振英一個長久以來一直藏在心裡的問題:“如果知道後來會受這麼多苦,你還會選擇抗日嗎?”

“我不後悔。”老人回答得很乾脆,“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,還一直活到了今天,我知足了。”

目送著老人,看著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壯士廣場,晏歡突然間產生了一種幻覺:這個拄著拐杖,背影佝僂的老人,與威武雄壯的鑄鐵戰陣,仿佛融為了一體。

“是英雄而不自知者,才是真英雄。”晏歡感歎道。

四川之行結束後,人們都以為,趙振英的故事到這兒就該結束了。但接下來,又發生了一件“不可思議”的事情。

通過一個在美國的朋友,晏歡弄來了一卷美國人拍攝的南京受降儀式現場的紀錄片。2009年4月的某個下午,攝製組的人聚在一起,想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資料,能夠補充到即將拍攝完的片子裡。

膠片無聲地轉動著,重現著南京受降的種種細節。人們看到,在趙老此前描述過的裹著藍白相間布條的旗杆下,那些全副武裝的士兵的面孔,在鏡頭裡依次閃過。

突然間,鏡頭裡出現一個年輕英俊的中國軍官的面部特寫,足足有四五秒鐘,他側對著鏡頭,像是在給士兵們訓話。之後,他的正臉轉向了鏡頭。

攝製組的人與趙振英已經相處了很長時間,老人年輕時候的相貌,他們看過相片,也都記在心裡。在沉默了一會兒後,人們突然異口同聲地大喊起來:“天啊!這不是趙老嗎?”

“異國影像上保存的這張面孔,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找的東西。”事後,鄧康延感慨道,“在宏大的歷史面前,個體是那麼渺小無力,但人性中的勇氣與堅韌,將穿越浩淼的時空,永遠被後代銘記。”

2010年9月7日,這天晚上,像往常一樣,趙振英煮了一碗餛飩當晚飯。吃過飯後,在昏暗的燈光下,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電視,不到9時,他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

65年前的1945年9月8日,28歲的少校營長趙振英終夜未眠,他與團長王啟瑞在團部開了一夜的會,商量第二天的會場警戒工作。散會後,他不放心,又到禮堂內外巡視了一番。舉目望去,在頭頂晴朗的天幕中,無數的星星在閃耀。

幾個小時後,等到太陽升起,這個少校和他的士兵們,就要精神抖擻地踏入會場,見證他們一生中最值得銘記的榮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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